本来就无我 我复何言哉---周恩来总理的"六无"(zt)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１９７６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１月１５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着名的陵寝，中国的十叁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 ，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 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１９９４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 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3.总理的叁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 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 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２５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 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 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 ，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着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 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 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 不安和不忍了。
4.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 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叁国演义就是曹、孙、刘叁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１９７４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叁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叁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 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叁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５０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 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叁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叁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７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 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叁年余地。第叁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 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 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 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 ，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 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 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叁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叁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叁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5.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叁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 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１至５月共１３９天，他每天工作１２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工作在１２小时之内。而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２１次，外事活动５４次，其他会议和谈话５７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１９３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叁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１９３８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６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１９３８年住到了１９４１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 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 。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 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 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
|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