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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于香港大学，我是读着香港作家的作品长大的，这位作家就是金庸先生。前一阵在人大的图书馆重读了几章《鹿鼎记》，还是非常惊叹，一是这位作家的学识，二是想象力，三是自己竟然还没有长大，或者说借用《鹿鼎记》里的一句话是，金庸先生的作品是通杀的。 就我自己来说，也许我长大之后，又喜欢过不少作家，像福克纳，可能风格跟金庸先生大相径庭，但是回头再看他的武侠，还是很喜欢，而且看出了很多小时候没看出来的东西，他对人了解得很透彻，又通过学识和想象力很好地表达了出来，所谓活久见，有些人物小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好玩，是想象力的结晶，现在知道是写实的，高度的艺术写实。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也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我想我们这一代大陆的青年人都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而在我儿时的印象里，那时的香港电影和现在的电影有些区别，那时的香港电影也许制作没有现在这么精良，我们都是知道有些电影的拍摄周期非常短，香港是一个非常赶时间的地方。但是现在回头看，那里面有非常俗世的东西，也就是百姓的东西，小人物的东西，也有非常浪漫的东西，飞扬的东西，英雄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失去了，不会再有金庸了，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不会再有金庸了，主要是学问不够，天才不够，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在类型化的东西里观察人性，表达自我，也不会再有吴宇森了，那种简陋的浪漫，令人泪涌的豪情不会再有了，资本不允许你这么做，周润发不会再拿双枪，只能拿棒棒糖了，再这么下去也许黑社会也要弄一个APP或者公众号。我们越来越严谨，分工精细，弄出的东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想象力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写东西，刚刚写了几年，没写出什么正经的玩意，但是就这几年的实践，觉得想象力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圣经》看成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如果这东西没有想象力，也无法使人传道，使人授业解惑，这里头如果没有动人的东西，你拿刀架到人脖子上，人家也不会信。要说素材，我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素材，如果留心新闻，就会发现现实是越来越奇妙了，比如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说一个县城的女人有三个老公，其中两个还和她生活在一间屋子里，她就排了一个表，怎么能使这两人和她正常生活还永远不会碰面。要我看，此人是大才，直逼阿庆嫂。但是你看我们的文学作品，又非常乏力，不恰当地说，很多作品没什么意思，是很乏味的东西，他们告诉我有些乏味的东西很深刻，我是不怎么相信的，小说从诞生伊始就不应该是乏味的东西。或者说严肃文学其实是类型文学的儿子，现在骑到类型文学的头上去了。 我有个狭隘的想法，你给我一个小说，包含了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的东西，但是很难看，礼貌地说也许这东西对小说这个学科，或者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有贡献，但对小说的本身贡献极为有限，甚至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写小说是为了给别人上一课或者证明自己的深邃，或者把自己送进高校的课堂上谋求不朽，作为读者我是不愿意的，因为从小我被上的课太多了，现在看个春节联欢晚会都要被上课，我不想阅读小说时也被按在一个听讲的位置。我还想看见一点超越的东西，也就是小说家核心的东西，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东西，也就是趣味和想象力。但是趣味不是恶趣味，我觉得简奥斯汀和王小波很有趣味，有些人把泰戈尔的诗译成：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是恶趣味。想象力也不是胡编乱造，金庸先生，刘慈欣，甚至是乔治奥威尔是有想象力的，有些人把所有人都想象得很坏，或者都想象得很好，所有坏人都会转变，都会良心发现变成好人，有些人使作品中的人物穿越在各个时空，但是人的品行还是才子佳人那套，就算穿越到火星去，也还是俗凡的作品。所以张爱玲说的很有道理，你想要飞扬，就得先有沉稳的东西。 想象力的来源是谦卑的观察，虚心的体会，甚至是从身边的人，亲人，朋友，一面之缘的人，从没谋面的陌生人身上学习，发现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和细节，发现人性在各个境遇里的惊人的表现。另外就是阅读，我本人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初学者，一直觉得还是应该多读纸质书，铅字是坚定的精神世界，应该去从先贤的精神世界里找营养，因为无论现实多么奇妙，如果想要去表达，总要把现实世界转化成精神世界，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类型的小说家，还是艺术家类型的小说家，无论是天真的小说家，还是感伤的小说家，都需要这么干，去看看伟大的作家怎么铸造自己的精神华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是我的一点偏见。 现在的年轻人脾气都很大，也都很自信，因为确实比起我们的小时候，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多多了。但是知道的多，并不一定就不会陷入二元论的简单思路里去。你知道了引力波，并不代表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想什么。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独一无二性，换句话说，小心求证，大胆想象，是一个小说家或者说一个立志成为小说家的人应该干的事儿，广二师香港名校衔接。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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