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对于中国青年“反日”的心态与背景，正如对亚洲其他各国（如韩国）一般，日本官方与大众传媒除了归因于对方的“反日教育”，另一重点是抨击对方的“反日传媒”。
不过，细心的观察家不难发现，近年来日本媒体已悄悄地把中国的“反日媒体”，侧重于不受官方全面控制的“网络论坛”。正如日本媒体所承认的那样，近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对中日问题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就以这回足球赛来说，日本媒体留意到中国官方通过媒体，制止球迷的“反日情绪”。
对中国官方为何不直接呼吁球迷停止“反日”言行，《东京新闻》的分析是：“如果自我制约作为政治手段的‘爱国心’，政府本身将成为（各方）反感的矛头之中心。这是官方最为畏惧的事。”
不再宠爱网络媒体
对于被视为“反日势力据点”的网络论坛（《日本经济新闻》社论语），日本媒体当然知道并非官方能够全面主宰。曾几何时，日本传媒对中国的互联网尤其对其中的网络论坛（如《人民日报》之《强国论坛》等）给予高度评价，颂之为“民主、自由之渠道”。但在发现其中有不少批评日本官方之言行（如小泉四度参拜美化“军神”的靖国神社和曲解历史的教科书等）和一部分偏激的“反日”言论之后，日本对中国网络新闻及其论坛已改变其原本一见钟情之态度，而视之为“反日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日本一部分学者和报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收集网上一些来处不明的“偏激言论”，不外是要寻求这曾经是他们之“最爱”，现在却成为“最恨”的新媒体的“反日”证据，希望有人出面管教。其手法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夕，日本媒体对待香港媒体的态度，可以说是毫无二致。
当时，日本传媒紧跟着英美传媒高嚷香港的言论自由即将丧失，俨然以捍卫“民主、自由之神”自居，但在发现各报掀起“保钓运动”之后，则倾其全力抨击香港传媒素质之低劣。在一刹那之间，曾被形容为“容纳左中右多样主张”、“内容虚实纷纭”，是香港“活力”象征的香港媒体，却被视为洪水猛兽。
一名日本电视评论员甚至按奈不住，向英国当局告状，希望临走的末代总督彭定康管教这些“无法无天”的香港媒体。足见日本大众传媒对言论自由之颂赞与否，是有选择性和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仔细观察其衡量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是否符合日本所谓的“国益”。
不满现状的出气筒
除此之外，日本大众传媒在分析中国球迷“反日”背景时，另一统一口径是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朝日新闻》的社论写道：“像重庆那样的内陆地区，远比发展显著的沿海地区贫困。不少年轻人找不到职业。要将这些不满情绪传达给政府并非易事。想通过‘反日’将这些愤慨发泄的成分也是不小的。”换言之，就是日本成为中国年轻人不满现状的出气筒。
在一篇题为“反映中国内陆地区对经济不满”的新闻稿中，《日本经济新闻》除了强调中国发展不平衡的新经济结构之外，还引用重庆日本厂商人士的谈话，指出“反日”之结果的最大受害者是重庆。因为，重庆市政府对引入外资特别是日本企业十分积极，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举行，也与市政府引入外资的目的有关。
但在这一连串“反日”事件之后，该报获悉有一部分日本企业开始考虑是否要改变投资态度。言下之意是“反日”气氛破坏了投资环境，日资企业可能会往外逃。显然，媒体在悄悄地协助官方打“经济牌”。
在将一部分球迷偏激言行之责任与根源归咎于中国的“反日爱国教育”、网络媒体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后，日本媒体还维妙维肖，跟随着鹰派政治圈质疑中国在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能力。
自民党副干事长岩永峰一说道：“北京奥运会还能举行吗？”亲官方的《产经新闻》则以题为《（中国）有主办奥运会的资格吗？》的煽情社论，抨击中国球迷的“无礼”与当局之“无为”与“无策”。加强文化战略攻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此次足球赛场出现的“中日摩擦”问题上，日本媒体再次利用其报道的三种神器：划一性（统一口径）、倾盆大雨式的大量报道和激情的报道方式，既塑造了中国的“反日”形象，也成功地在其国内散播了“日本代罪羔羊”论。
日本媒体对亚洲各地的“反日”游行或暴动，采取上述的报道方式，在战后可以说是屡见不鲜。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在雅加达遭遇到“反日暴动”时，也有一部分日本媒体归因于对方国内的贫富悬殊及对日本成为“发泄对象”深表不满和遗憾。
但当时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同时提出：印尼民众为何不“反美”、“反英”，而偏偏选择“反日”？他们对日本及日本人在东南亚旁若无人的经济活动与高傲态度，表示应该进行自我反省。
1977年8月，日相福田纠夫访问马尼拉时，之所以提倡对东南亚外交的“三大原则”（即“福田主义三原则”，其中最受各方重视与评价的，是保证“日本不成为军事大国”），目的无非是要改善日本的形象及挽回人们对“和平日本”的信心。但在这回足球赛的“反日”问题上，却未见有类似的反思。
《朝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虽然也一语带过，提出“为何日本容易成为目标”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未进一步予以具体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相对而言，它和其他报章一样，更多的是指责对方的“大国意识”和“爱国教育”。
既然问题错的都是或者主要是对方，日本媒体会不会借此机会，紧跟着日本某些鹰派政治家的指挥棒，向北京或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亚洲各国改变其历史教科书内容，从而冲淡日本侵略和“抗日”史实的叙述呢？这是观察家对正在加紧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的日本走向，今后之视线所在。
至于在此背景下，某些亲官方的日本专家学者近年来为何急于推销“亚洲历史共同研究计划”？它究竟与上述目标和文化战略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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