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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期殖民化和当今全球化的影响，当代英语出现了许多的地域性变体，已发展成一门体现多民族文化的国际通用语言。在众多的英语变体中，澳大利亚英语(Australian English, 简称AuE)在语音、语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外来语言的影响，从而形成有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在1788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建立之后就开始与英国英语产生了差异，并于1820年被公众认同。到了19世纪50年代，第一次澳大利亚淘金热引起了移民[微博]潮，大量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涌入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和维多利亚殖民地，为当地语言注入了新的内容，例如来自爱尔兰语的tucker(食物)和tuck in(吃)。在此过程中，一些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托雷斯海峡岛屿语言也被澳大利亚英语吸收，主要存在于一些地名及当地文化，例如Canberra(堪培拉，土著语言为“开会的地方”，现已成为澳大利亚首都)，Uluru(乌卢鲁，著名的艾尔斯岩)、boomerang(飞镖)等；还有动植物名称，例如budgerigar(虎皮鹦鹉)、dingo(野犬)、kangaroo(袋鼠)、Koala(考拉)、waratah(特洛皮，新南威尔士州的州花)等。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澳大利亚淘金热中，美国英语为澳大利亚英语带来了单词、拼写、词组和用法上的变化，这其中的一些单词在以后的岁月中竟变成了澳大利亚英语的代表，例如dirt(污垢)、digger(家伙)、bonzer(卓越的)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英语对澳大利亚英语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例如一直被澳大利亚英语使用的okay(行)、you guys and gee(你们这些家伙)等。二战后，美国英语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美国英语单词代替了当地单词，例如bronco(野马，当地曾称brumby)、cowboy(牛仔，当地曾称drover)等。在当代，美国英语对澳大利亚英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流行文化和新闻媒体。
有趣的是，澳大利亚人有时喜欢用美国英语，例如eggplant(茄子，英国英语为aubergine)；有时喜欢用英国英语，例如mobile phone(手机，美国英语为cell phone)；有时喜欢澳大利亚自己的用法，例如capsicum(辣椒，美国英语为bell pepper，英国英语为red/green pepper)。
澳大利亚英语口音非常特别；已故新西兰著名学者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博士在1985年出版的专著《英语语言》中说，澳大利亚英语口音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粗犷型”，指教育程度较低的乡下人发音；二是“大众型”，即大多数普通人的发音；三是“文雅型”，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发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说话时，嘴唇连动都不动，这种倾向越靠内陆越强。有一种民间说法是——为了防止苍蝇飞进去；因为澳大利亚的苍蝇很多，所以无论是初到澳大利亚的人，还是澳大利亚的本土人，都会下意识地用手去驱赶苍蝇，久而久之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就有了这种“少张嘴”的习惯。 也许是“少张嘴”的原因，澳大利亚人的独特口音主要体现在两个元音的变化方面。一个是bike、fight、like等单词中的元音[ai]读得就像boy中的元音[oi]一样；第二是把[ei]念成[ai]，例如day、mate、play、say 等单词，夸张的澳大利亚人读起来就好像是die、mite、ply、sigh。人们很容易将“He is going home today”听成“He is going home to die”。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英语近年开始出现地域色彩浓厚的变体；中国著名学者周海中教授在1994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二十一世纪的英语特征》中曾预言，澳大利亚英语将分离出东澳英语、南澳英语、西澳英语、北澳英语等。他的这一预言现在已经被澳大利亚英语的发展所证实，例如swimming clothes(泳衣)在东澳英语为swimmers，在南澳英语为cossies，在西澳英语为bathers，在北澳英语为togs；又如stroller(婴儿车)在南澳英语为pusher，在西澳英语为pram。 澳大利亚英语是澳大利亚文化的载体，更是澳大利亚文化的结晶。澳大利亚英语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作为独具特色的英语变体，它蕴含着丰富的澳大利亚文化内涵，最能体现出澳大利亚文化的历史、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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