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难民营”
——《友人书简》之三
丹阳
文琪：
这么快就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对“卑谀心态”的概括是准确的。确实，这种心态让人犯的最大错误，一是以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靠拍“强食者”的马屁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存；二是以为凭着心理上与巨富权贵的认亲，自己也就挤进、或者有希望挤进上等人之列。我也同意你对制造这种“卑谀心态”的弄权者们的概括，你信中对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实在是入木三分。
文琪，我有时想，是不是所有有权势欲的人都需要他的弄权对象的感激涕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他的权势的行情上涨，又使得他们在损了人的牙眼之时，还能岸然自称是行善布施。既得了天国里基督般拯救世界的圣名，又得了地面上穷奢极侈的声色享受，这么两全其美的生意是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不要，而只有弄权势的人才能得的。由于职业环境的差别，我看到的这类人表现形式与你碰上的那些先生不同，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在H大学做学生时，就领教过这样的人。
与其他一些名牌大学不同，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既不是中国当代史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政治学的权威，而是一位自称真正对中国文化有感情的对教授。据说他娶过两位中国女子作太太，本人则对现代小说很有研究。
在我到达H大学的第六个星期，我的指导教授D先生，大概是看我终日坐在一班金发碧眼的学友中间，跟他们一起谈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弄得疲惫不堪，出于一份恻隐之心吧，周末特地陪我去参观了学校博物馆的东亚部，花了两个多小时，恭听我的讲解，并且很有兴味地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先生走过来，微笑着问：“我能参加你们的这么有意思的谈话么？”我扭头看去，见他头发半白，高额碧眼，风度翩翩，既有西方绅士的潇洒，又有中国老派学人的温文。“爰，华尔特，你来得正好！”我的教授高兴地伸出手去，然后向我介绍：“华尔特·对教授，我们H大学的首席中国文化专家，他对中国年轻人最有兴趣了！”
“刀主任，”我微笑着点头欠身，“久闻您的大名。”
“请不需要客气，你可以称我华尔特！”他用口音怪怪的中文说。
我卟哧一下笑了。就此，我便算是F先生众多的“中国朋友”之一，逢年过节，也总是接到F先生秘书发出来的茶会请柬；去过几次，倒也愉快。较为熟悉之后，他常请我帮点忙，诸如替他讲解大段中文书籍中的难点，或者替他校看教案中的中文部分；发现他把“扇”写成“扁”，把“住”写成“仕”这类错误时，都—一改正。这些事花了我不少时间，但自以为是在帮助一位热爱中国文学的美国友人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不在意这份“义务劳动”。然而，我慢慢地感觉到，刀先生似乎对我在国内具体的人际联系极感兴趣，对于在国内政界和文化界流传的各种隐私性的消息过于敏感，而对于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或明或暗地从品性上进行挑剔，这些都使我觉得不很舒服。同时，我注意到刀先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中国学者来H大学访问，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而每一位学者的到来，总是和他的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巧合。日复一日，在校园里，咖啡厅里，饭店里，客厅里，自然还有办公室、图书馆里，F先生微笑着与这些访问学者交谈，极有效果地表现着他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感情和对中国学者做出的工作的兴趣。而我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把他的或者是毕生研究的心血，或者是长年积累的材料，滔滔不绝地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里输送给了F先生，然后带着一个冰箱或者一个音响组合之类的东西，“满载而归”了；心下对F先生大概还满怀着感激。我静静地目睹着这一切，对F先生的那一份不舒服里，又添了日渐加深的不安。我开始有意识地拉开自己与F先生的距离，并且尽可能显得自然地、一点一点地停止了我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中美友好精神”的那份“义务劳动”。
而F先生对我，却更加热情了。每次有中国学者来访，他总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我，或者征求我对于如何接待的意见，或者请我参加欢迎招待会，我自然总是借故谢辞。实在辞不了也只是到招待会上去站一站，对先生却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人显示他对我的善意和关怀。“这是丹阳小姐，我们H大学中国学生里的高材生！”他微笑着介绍，弄得常有人以为我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而F先生是我的导师。当我每次解释自己主修欧洲现代思想史，导师是历史系的D教授时，F先生总是十分幽默地打趣道：“她正在考虑我的恳求，到我的中心来做教授呢！对不对，丹小姐？”我便只好也开玩笑地说：“不敢，不敢！连做您这样大教授的学生都还不够格哪！”听着他快活的笑声，我总有一种被调理、被使用的感觉，总有一份想扭头就走的冲动。
那天在欢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时已是全国很有影响的李君的茶会上，对先生又照例玩起这一套。但是，当他笑着提到请我去中心当教授时，我没有按着老习惯，顺着他说笑；我望着李先生，脱口而出：“其实，李先生如果在中心开两门课，对H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帮助会非常大的！”李君听了，下意识地用左手整了整打得太紧的领带，很得体地对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向F先生笑道：“这儿的学生对中国看来是很关心，我今天刚到，就听到好几位学生问我开不开课，开几门课了！”我顺着他的视线向F先生望过去，意外地发现，F先生脸上那份永恒的微笑早没了踪影；他清了清喉咙，好像没有听到李先生的话，颇为突兀地说：“李先生关于胡适的几篇文章我都拜读了，很有启发！”李君先是微微愣了愣，但立即十分随和地笑答：“请F教授批评！”对先生谦逊地摇摇头，开玩笑地说：“胡适可算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但是他在美国只能在图书馆里做做事；也是有意思，讲解中国文化，做中国文学教授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站一旁听，心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寒意；只觉得这种“笑”，似乎有一种吃了人肉还说肉是酸的气息。
看着李君有些尴尬的脸色，想到在F先生手下，一个又一个像橘子一样被榨过汁的中国学者，我终于明白，这位对中国“深有感情”的汉学家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究竟有着一份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中国的“朋友们”怕是很有点像冯友兰当年访印度时提到的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原料”，当然是活的文化与心理原料，对正先生用来过滤制作成英文产品，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市场上赢得暴利，实在是重要得很，也便宜得很。
自然，我正式把刀先生从我的友人圈子划了出去，但每次看到他微笑着走过来，非常亲切地打招呼的样子，我倒也不回避；也许是出于某种好奇，我总想看看他在越来越动荡的世态中如何行事。从1987年开始，他明显热衷的话题是中国人如何有求于他；高至全国名流如“青年导师”级人物，低至各高等学府中的教授学生，统统巴不得到他手下来做研究生，做助手，甚至做秘书。他早已不必表现他对中国文化如何有感情，或者是否有感情；贵为美国教授，似乎只要往中国人堆里一站，中国人就会像古罗马的奴隶见到了凯撒大帝一样纷纷下跪叩头，纷纷抢着献身。他在1988年冬去了一趟中国，说是所到之处，视种种政府法律行政规定为废纸而为他办事购物收集资料的“朋友”比比皆是，所谓要什么都能搞到。
那天，当他站在那里谈兴正浓，见我似听非听之态，便忽然发问：“你知道我下学期需要雇佣一个教中文的帮手，你有朋友需要照顾吗？”我一愣神，忙想了想，刚要张口，他笑盈盈地接着用中文说：“我办公室，很多中国人来说话给我，他们都想这个工作；这工作钱不多，我说。比他们在中国钱多，他们说。他们人太多，都想这个工作；我不要失望他们……”对先生顿了顿，忽然仰脸一笑，回到英文：“还有人送礼品给我，我很不习惯这些，但又怕失礼，还怕他们相互闹得不高兴……”
我咽下了已经到嘴边的一位中国学者的名字，静静地听着他那份七颠八倒的中文，想到他新近还收得两位从中国头号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已获硕士学位的女生，拜他为师，在六、七年内可望戴中国文学美国博士帽，我忽然有点想笑。中国人跑到美国来做中国文学的学生，是钱钟书那辈知识分子编出来的讥刺30年代的时事的笑话，居然成为我辈生活现实中的一部分，看来我们正在超越前人的光明大道一溜烟地跑，值得史学家记一笔。然而，转念想到那些“说话给他”的中国学者学生，设身处地估计他们如此竞争这份差使的种种可能的原因，我笑意尽失。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人都有苦衷，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糟糕，”F先生一脸同情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些中国可怜人，正拎了大包小包向他进贡的礼品，“我帮助……”知道他又要滔滔不绝于如何“照顾”像蚂蚁一样多的走投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又如何感激他，我漫然应付了几句，便想抽身而去。见我有要走的意思，F先生敏感地打住了话头，再三叮嘱我将“需要照顾”的朋友名字电话告诉他。“你的朋友，我当然考虑，”他说。大概自认为深谙中国人重面子的心理，他这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乖觉一点的话，得领情的。
回到住处，面对着电话机坐着，我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想到的那位朋友名字告诉他。那位朋友在国内是副教授，要不是新近妻子带着女儿来了，经济一时紧张，他不会托我帮他留意各类杂活。又觉得力先生给“面子”已经是笔人情债，欠是欠，不欠也是欠；我便拎起电话，向F先生推荐了这位朋友。搁下电话，耳边绕着F先生微露得意的声音：“有可能，我一定帮助。”心里十分不适。F“帮助”的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多到他连摆摆门面的欢迎会也已经省去。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至少有四五个中国学生学者直接为他做了研究工作，而书成名后，从第一页搜到最末一页，不见他们的名字。至于这些甘世纪末的中国智力劳动力所得报酬是正常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自然是没有人问一下为什么。人们耳边听到嘴上说到的，是中国人正在美国社会各界受到“照顾”受到“帮助”，仿佛是一群既无知识又残废的人，坐在美国这个免费大酒宴上，被贵人们平白赐予了许多海味山珍，真是交上了神仙运了。
是神仙运还是华盖运，我不敢就下结论。具体的事情比命运的概括更切实些。向F先生推荐了朋友，当然也向朋友提了提对先生；但等了五六个星期，不见任何动静。再隔了几周，朋友已很难安心等下去；经他催促再三，我便给F先生又挂了电话。接电话的大概是新近刚来的一个秘书，刀博士出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便照直问去，她听后，说：“有个教中文助手的位置，据我所知，是为一个新来的研究生设置的，她已经开始工作了。也许还有另外一个位置，我来这儿才两个星期，许多事不了解，我会把你的电话询问告知F博士。”
两天后，我收到刀先生秘书用电脑打印的一封整洁正式的信。信上说，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权衡各方面因素，非常抱歉，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你，你推荐的某先生不在最后候选人之列，实在是因为合格的中国人太多了……
我把信交给了朋友，他已收到了回绝他的信，望着他郁闷的脸色，我明白做了一件再蠢不过的事。我以无端伤害朋友的代价，替对先生若市的门庭前增加了一枚锦上添花的小炮仗……
那天晚上，我向邻住的K君提及此事，心里懊恼不已。K君是研究移民问题的，性格率直，“也不是你独独比别人蠢。”她说，一双墨西哥人的眼睛热辣辣的十分引人，“看看这世界，跟着美国的新闻媒介叫嚷要争得做世界公民权，把自己的国家间垮了，才发现那不过是是替花旗梦放了一束焰火，却把自己送进了美国难民营、变相难民营的人，还少么？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
K君这几句话，脱口而出，说得随意，却使我有一份听到旱天打雷时的心惊。坐在书桌前，整理连日厚厚一迭国内来信，朋友、认识的人、不认识经认识的介绍的人写来的信，让我帮忙联系出国。但字里行间的心态与氛围，文琪，与我的当年准备出国的情形，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变异。我们的出国，曾经是中国这艘航船在现代世界的海洋上出航的彩旗之一，眼下的出国，都散发着弃船而去的鼓躁和骚乱。当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们双眼露出了混沌和自弃，大洋此岸的学子们便全体陷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地位，比深受种族歧视的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更为困难。尽管中国留学界学人在智力、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美国公民，他们的求业谋生都几十倍、上百倍地难于一般人。少部分的学人经过多年辗转，极辛苦地得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饭碗；但四分之三的中国学人，至今还在各种暂时性、过渡性、非正式性的职业中打转，承受着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剥削；美国政府对新移民的百般控制和筛选法案，使得中国学人目前承受的这双重剥削不仅合理合法，而且还戴上了宽容慷慨的慈善光环。
然而，美国是自由天堂的仙乐声似乎依然在继续深入大洋彼岸的故土；望着手中这大捧的信，我想象着，如果有一天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家园真的溃乱，F先生这样的人会不会更加乐意“帮助”那不仅没有巨资，没有高技术高学位，而且还没有了祖国的十一亿普通中国人呢？
“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K君的话扎得我心里痛。难民营，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社会的，也有心理的。难民营的大主管是谁呢？难民营的大施主是谁呢？以难民营谋利，又以难民营得名，诱人自弃行乞又迫人感激涕零的主管兼施主又是谁呢？
文琪，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膨胀他们权势欲的人们，有满足的一天么？
丹阳
1994年1月5日
P．S．
F先生据说很快将升任全美亚洲研究学会的副会长，两个大基金会的中国方面的什么长；
总之，他的行情极其看好，权势正如日中天，不可限量。想来得到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吧！
作者:丹阳 文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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