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２３日，我从东京回到北京。
在北京，我向朋友们讲起我在日本听到和看到关于ＳＡＲＳ病毒的消息。朋友们都是一脸的不关心和无所谓，尽管他们差不多都已经通过小道消息知道北京也出现了感染者。
那个时候，我很着急。
回到家里，家人也同样对ＳＡＲＳ没有多少了解，还开玩笑说我在日本染上了洁癖，告诉我，中国肮脏的环境早就磨练了国人的抗病能力。
那个时候，我变得有些气愤，因为我通过卫星电视收看到日本ＮＨＫ的电视新闻，日本４７个都道府县已经全部制定了应对ＳＡＲＳ的紧急预案，而在中国的电视里一位政府要员居然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毫不脸红地宣称北京很安全。
现在，我不急了。因为整个政府都急了，整个中国都在上演亡羊补牢的经典剧目。
现在，似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病毒对生命威胁的严重性，网络上的半壁江山都是“非典”的消息。但在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想把话题转移开。从ＳＡＲＳ转到日本。
我不知道，通过这次的事件，将来的中国能不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命题，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多年经济零增长了，但是我看到日本在很多方面仍在扎实甚至是快速进步，把中国甩得更远。
我学习日语多年，之后又在日本待了一年。留日期间，在众多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我走访了大半个日本，尽管多属走马观花，但是近距离接触过普通民众的生活之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活生生的日本是与我在国内了解到的日本多么得不同，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与中国有着多么深厚的联系，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
网上依旧不断有人出来发誓对日本的刻骨仇恨，并把这种仇恨的根源归结为日本罄竹难书的罪行和拒不认错的态度，还把它上纲上线到日本丑恶民族性的高度大加挞伐——其实，对历史无知的又何止日本的右翼。
伊藤先生是我认识的众多日本人中最和蔼可亲的一个。他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憨厚的守墓人，而且还是日本男人当中颇为罕见的“家庭妇男”。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日本人，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赞助中国留学生的事业中。其中的缘由要追溯到３０多年前，在两国邦交尚未正常化之前，当伊藤先生还是热血青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学生访华团一员到中国访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与这群日本大学生的话题超越了两国关系，转而畅谈年轻人的人生理想，会谈直至凌晨３点。我以前也曾在国内听说过周会见外宾到深夜的故事，然而这次却是挤在通往日本乡间的电车车厢里，一个普通得掉渣的日本人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周恩来，我不能不感动。
现在，经常有人出来批评当年周的对日政策，指责他以一党之私放弃对日索赔。对于那些钻到钱眼儿里的忿忿观点，我很不能认同。正是被周的真诚态度所感化的很多日本人，不管两国关系出现了怎样的波折，至今依旧不改对中国的热爱。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周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作为后代的受益人，我感谢他。
我还想，我们如今的政治家有没有周恩来那样的细致和耐心来认认真真地做对日工作，来和几个日本的毛孩子谈心，而不是教训他们要记住历史。如果那样，我想，中日两国的后辈们将再次受益。
在日本的时候，我反而常常思考中国的问题，应该是跳出五行之外，反而看得更清楚吧。我觉得，惹得我们热血青年们愤怒的根子其实不在日本，还是在我们自身。对比日本社会，反观中国社会的现状，透着一股浮躁之气，害人害己。
我感到有必要把我在日本的见闻讲出来。我不是呼风唤雨的官员，也不是研究室做学问的学者，我只以我个人的角度，以我的责任，并以我最大的耐心试图说服青年朋友能够改变他们对日本的错误看法，哪怕就只有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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