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对性骚扰的意识逐渐加强。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表明,职场中25%的女性及5%的男性曾经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那么在澳大利亚什么是性骚扰?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1. 什么是性骚扰
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界定,性骚扰包括会让人觉得受到侵犯,侮辱,恐吓的一切未经同意,令人厌烦的含有性暗示的行为。性骚扰的形式除了容易理解的身体接触外,也包括行为和言语骚扰。一些常见的性骚扰的形式包括:
a. 含有性暗示的评价或玩笑;
b. 不合时宜地盯着看或者色眯眯地看着;
c. 不恰当地拥抱、亲吻、壁咚或者其他行为;
d. 发送带有性暗示的信息、邮件;
e. 跟踪等行为。
数据显示,88%的性骚扰行为发生在职场。还有诸如学校、体育队、网上、电话也是性骚扰发生的主要场景。
如果你在工作中发现TA站得离你过近,TA总是凝视你,TA总是评论你的外表,TA在圣诞趴的时候总是爱蹭你的后背,这就要引起注意了,因为TA很可能就构成了对你的性骚扰。
2. 为什么多数人不投诉性骚扰事件呢?
和职场中5%的男性和20%的女性这样遭受性骚扰的庞大数量相比,真正投诉甚至进入诉讼的性骚扰案件是不多的。造成这样的现状,存在如下的原因:
a. 自己怀疑自己的直觉。在受到骚扰后,很多人会这样质疑自己 “TA都已经有家庭,有孩子了,TA没有理由对我做出那样的行为啊!是不是我想错了?” 这样的情景尤其常发生在那些“衣冠禽兽”身上,平常给别人温文尔雅的感觉,但是做出的事情却很龌龊。
b. 害怕自己的经历不被相信。当你鼓起勇气跟身边亲近的朋友说起这样的经历时,朋友可能说“TA可能是开玩笑吧?” 无论是出于安慰你的心理还是怎样的心情,事实上,在自己的真实经历被别人质疑时,的确是有一种让你打退堂鼓的想法,因为你发现自己的经历并没有被别人重视,反而可能对自己的社会评价造成影响。
c. 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报告。没错,向谁报告呢?公司?律师?学校?政府?警察?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说,英语不是第一语言,沟通并不是非常准确,本身就有可能会被人误解,这么多部门和机构,谁能负起责任并处理问题呢?在这样的犹豫中,就会慢慢磨灭报告的想法。
3. 从现实情况考虑,如何应对性骚扰?
a. 初次直接告知骚扰者,让TA知道他的行为属于性骚扰,请TA远离;
b. 如果在职场遭遇性骚扰,向老板或经理报告骚扰事件;
c. 如果性骚扰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并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请联络律师进行投诉和理赔。
4. 为什么要寻求律师的帮助?
东方文化是一种含蓄的文化,对于性骚扰这样的事情,多数华人的第一想法是息事宁人,不想去跟骚扰者进行纠缠。一些情节轻微的骚扰行为确实可以通过息事宁人来解决,然而,当情节严重时,对骚扰者的精神及工作都可能产生影响,比如由于性骚扰行为导致精神抑郁,易怒,暴躁,需要看精神科医生,那么看医生、吃药、恢复的费用是可以索赔的;由于看医生需要请假,长期下去影响工作状态,影响晋升机会,导致工作收入减少,对工作上的长久影响也是可以索赔的;另外,对自己生活和精神损失费的理赔也是可能的。这种情况下,是适合找律师来出面处理性骚扰问题的。
可能有的人认为可以通过直接与加害人、雇主对话可以得到理赔,但是理赔金是否完全反映了已经遭受的境遇呢?上述的赔偿项目是否想得全面呢?很明显,与对方的对话是很难实现这个目的的。而且从现在的法院判例趋势来看,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性骚扰案件,赔偿金是有大幅度提升的,这给一些担心理赔是否会让自己得到充分赔偿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
同时,澳大利亚律师有严格的律师规范,你的个人隐私是可以得到完全保障的。即使在律所内部,案件也是加密的,除了主办律师以外,其他人是无法查询到这个案件的事情经过和理赔进程的。如果是因为律师将隐私泄露,是可以向律师协会提出投诉的,律师也将会因此面临重大的信任危机,甚至对律师生涯都有很大影响。
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性骚扰理赔是有严格的诉讼时效的。通常情况下,根据2017年人权法补充法案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mendment Act 2017 (Cth),申请人需要在发生性骚扰事件后12个月内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投诉请求。超过12个月的诉讼时效很有可能就会对下一步理赔造成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建议一直通过对话方式与加害人沟通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无休止的沟通只会将合法的诉讼权利磨灭,造成实体权利的丧失。
可以看到,无论是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交投诉请求,抑或是之后可能进行的理赔诉讼,均是完整的法律程序,是一定要在律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如果遇到性骚扰问题,最好在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律师,以保障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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